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教师教育课程
分类:历史朝代

本文运用“反思性实践”的概念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生成,将其视为个体记者不断透过对自我经验的批判和审视来学习和理解专业的自治逻辑和基本原则,并将其贯彻于实践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互联网社会的活跃和发达,互联网意见逐渐对新闻报道发生介入性影响和压力之时,部分新闻记者对一个热点事件——“邓玉娇事件”报道之后发表的反思性言论和文章,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为理解变迁中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提供新的观察;其次,通过探究为什么在本案例中新闻人能够发展具有反思性的实践,本文也希望探析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生成的条件。

作者说明:本文所分析的实证资料来自历时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于2000年上半年,接受了执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并深入媒体,进行了3-6个月的参与观察,他们还执行了部分对基层和中层新闻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没有他们的参与和贡献,本文不可能完成。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文中若有任何失实或错误,与他们无干,都是我们的责任。本文资料部分来自“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给潘忠党、陈韬文等的资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给陆晔提供的博士后研究资助。陈韬文教授在资料搜集和论文的观点形成过程中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正文: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妥协、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 采取这样的分析角度,有学者显示,“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80年代初的引入,在新闻改革中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激发并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李,1995;Zhang,2000)。改革既反映在话语之中,又受话语的羁绊。当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正成为新的话题,它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阐述(郭,1999),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工作是门职业,其内容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说它是专业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因此,业界的人士常以“专业”或“业余”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褒义。“专业主义”的概念则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是一种模式,即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它还是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经过20多年的改革,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成为显要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次,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的功能和保守趋向;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 本文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建构和表述他们的专业理念。我们将这个角度称为“成名的想象”。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这种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考察新闻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的勾联。同时,由于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底色;又由于“专业主义”之形成在西方社会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反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这一更普遍的意义。专业名望:象征体系及其历史的继承1. 成名想象与专业主义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这种研究应用一些社会学的标准,考察一个职业是否已经形成为专业。这些标准就是专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行业层面,它们包括(1)专业知识的积累,(2)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需的系统训练,(3)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4)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5)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等。 落实到个体,这些标准就是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观、行为标准和从业实践的规范。专业化就是进入这一行业的个体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这种内化。这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专业训练和在岗的实践,执行社会化过程的实体包括专业训练的老师、行业内的典范、专业组织以及传媒组织。采用这样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常有不同的结论。认为新闻业尚不成为专业的学者们指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象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新闻行业的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也不那么完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事新闻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技能,获取这些技能需要——或者说越来越需要——专业的训练,并且整个新闻行业有它的道德标准和职业信条,并有专业组织阐述和执行这样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新闻业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新闻从业者也因此被当作“专业传播者”。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这些原则的形成并得到实践是个历史的过程。在美国,报业经历了从独立前的政论报纸、19世纪30年代前的政党报纸到大众化商业报纸(媒体)的发展,媒体由此逐渐获取了独立的经济实力。与此相应的是民主政体对新闻及言论的发表与流通自由的要求和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1994)。 在这样的语境内,新闻媒体具有独立发现和报道事实的使命,新闻从业者享受自主的专业人格。这些理念在中国介绍的一些早期美国新闻学著作中就有体现。比如,美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实用新闻学著作——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03年出版,1913年出中文版)称:“报纸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以观察世界之情形为事者也。”(休曼,1913,p.176)。尽管商业媒体以赢利为目的,但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门职业而已,它还是一种召唤,就象人们感到宗教神职对他们是一种召唤一样”(海敦,1980,p.3)。当代传播学者认为,专业主义的话语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的作用,并通过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实践的集体解说而不断再生、不断丰富。历史上和当代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的某些“热点时刻”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成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是一个叙述专业主义的象征体系。它源自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产品,又不局限于实践和产品。与各种社会实践一样,新闻实践,如布尔迪厄所说,是“临场发挥的表演”其元素是行为者对场景的诠释和在具体场景下策略的选择。这些实践又成为其他人面对的“社会事实”,被他们所诠释,构成他们行为的条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在这种互为条件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表述了社会对新闻实践的“评估式诠释”,体现了一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的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和参照框架,反映了新闻这一行业对这些理念的集体认可和推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是集体的活动,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所构成,并通过话语而建构。当我们说专业化是个历史的过程时,也就是在说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是历史的动态,由许多新闻从业者成名、职业群体对这名望不断诠释、新一代从业者发扬光大这名望所代表的精神和理念这样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2. 成名想象中的传统继承新闻作为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演变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不乏与西方的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早在60多年前,《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以中国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当《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命名为“最佳外语报纸”时,张代表报社同仁又一次表达了他的办报理念。他说,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在这三个诱惑中,他特别强调警惕“成名”的诱惑,因为新闻从业者总是希望自己有读者(方、张,199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张是在说,名望会将新闻从业者置于“他人目光的囚禁之中”,令他(她)失去自己应有的独立和中立的观察立场。但是,不可避免地,中国新闻业有自己的“名记者”或“名报人”,为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勾勒了一个话语场域。这是个多向面的空间,其构成因素中就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维度。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早期的著名报人,包括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了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办报者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连民国初年以新闻报道著称的最负盛名的新闻写作里手黄远生,其“远生通讯”的巨大魅力,“恰恰在于它那强烈的政论色彩”。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民意之前”;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他手书的“铁肩辣手”四字,至今仍是讨论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的经典表述之一。 这一传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陈,1997;《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1983-1989)。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在最次。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末一代封建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许,1997),其精神轨迹一脉相传,就是以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闻业毕竟在国家权力体制外运作,早期的报人和以报刊为思想启蒙阵地的文人也因此带有了在“社会”这一场域活动的特征。 作为“公共领域”的雏形,独立新闻业的发展推动了对西方新闻理念的引进。前面所引述的张季孪和《大公报》,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新闻教育方面的深厚影响,都以不同形式体现了这个“西学东渐”的传统。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反映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阐述党的政策这一取向(新华社评论,2000年11月7日)。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发当时任《辽宁日报》记者的范敬宜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1985年《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号”、“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民日报》的综合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采写邓小平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等,都是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宣传效果高度结合的突出案例。 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西方以客观性法则为基础的“把关人”理念,也随着媒介环境(包括新闻教育)的逐步开放而以新的力量进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视野。在80年代初、中期进入大学校门的新闻专业学生,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影响。到了90年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主流媒体的中层管理部门,其余大多数也是各媒体的业务骨干。通过自己的改革实践及表述,他们大大拓宽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形象和名望的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时间就自诩为“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虽然说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甚至,一些被业界视为最接近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新闻实践活动,几乎就是对海外同行的模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认为美国CBS的《60分钟》对其影响是很大的。同样,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观察》在开播前,制片人和栏目主要编导也是大量研究了国外的同类节目,特别是《60分钟》,发现西方的新闻理念中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媒体实践中的意义(陆、黎,1998;蒋、孙,2000)。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媒体的冲击也影响到从业者的专业认同。2000年,被业内同人视作“最具有使命感”的电视编导夏骏辞去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一职,下海出任民营的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夏骏自称是“早起赶路的人”。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他对市场经济造就更广阔的媒体发展空间的可能性的强烈期待,也可感受到他自视为中国媒体改革先行者的自豪。 3. 成名想象的话语空间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同时,短短二十年间,从媒介改革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时空脉络已经有了明显的质的变异,处在历史脉络的不同坐标上的新闻从业者,其价值取向和对职业生涯的自我期许也已然大不相同。 这些多元、多变,不同类型的“名记”或“大腕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认可。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时期新闻专业话语的杂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转型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相当可塑的话语空间。理论上来说,这个话语场域由几对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概念构成。 (表一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抽象总结。)这种抽象当然省略了很多在实践中的变异,但是,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各种已存话语体系的相互混杂。首先,这几对概念虽各自源于不同的传统,但是每一个概念都揉合了不同传统的元素。其次,在特定的话语场景,这些概念会有不同的组合,并与特定的新闻从业实践形成某种形态的历史勾联。 比如,所谓“人民的代言人”可以表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为民请命,党的新闻工作的特性——群众路线,市场运作的要求——服务于消费者。尽管如此,话语场域的这些向面却构成复杂多变的现实背后的“元结构”,这些基本的“定位概念”也就是专业主义话语的基因或“基模”。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凝聚教师智慧、彰显教育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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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教师教育课程;课程实施

本文运用“反思性实践”的概念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生成,将其视为个体记者不断透过对自我经验的批判和审视来学习和理解专业的自治逻辑和基本原则,并将其贯彻于实践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互联网社会的活跃和发达,互联网意见逐渐对新闻报道发生介入性影响和压力之时,部分新闻记者对一个热点事件——“邓玉娇事件”报道之后发表的反思性言论和文章,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为理解变迁中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提供新的观察;其次,通过探究为什么在本案例中新闻人能够发展具有反思性的实践,本文也希望探析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生成的条件。

韦德国际,原标题:基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的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改革策略

新闻专业主义 反思性实践 邓玉娇事件 G210

作者简介:曲铁华,女,辽宁铁岭人,教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教师教育;李虹,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长春 130024

“新闻专业主义”是个包含多重含义的术语。在大部分时候,它被视为一套以客观中立为核心,论述新闻业之社会功能、职业角色和专业操守等的观念。这套观念往往强调新闻实践的自治逻辑,用以区别于政治权力的逻辑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强调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①这一观念形态规定和定义了新闻专业的基本原则,于20世纪初期在美国典型生成,之后在全球范围内被相对广泛地接受。

内容提要:教师实践性知识是凝聚教师智慧、彰显教育专业性的关键所在。反思和行动中反思是专业信念、个体经验和行动策略合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析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基础上,从专业理论知识建构的质量、教学中案例情境信息的逼真性、行动中策略积累的实践机遇以及反思性思维训练四个维度探讨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缺陷,主要在于专业理论知识缺乏深度加工、教学案例情境信息脱离实际、实践场域中的“摹”“练”难两全、课程实施不注重反思性思维训练。改革策略即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精致性复述、引入情境信息丰满的真实案例、提供“摹”“练”结合的实习实训机会和重视教学中的反思性思维训练。

对于中国而言,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会否在中国生成和建立并发挥其职业社区的整合能力,成为中国研究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学者们发现,作为国家与市场共同形构的一个职业场域,中国新闻业始终无法成为自主的专业,专业化路径面临种种限制。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存在种种体制困境,作为职业守则、意识形态或话语的专业主义的种种因素在中国新闻社区中开始浮现。学者们观察到: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场景中有了碎片和局域的呈现;③各个新闻机构甚至民间社会都发展出了论述新闻之职业角色的专业主义话语;④新闻人逐渐以专业主义的标准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角色;⑤部分新闻人甚至萌生出了与西方专业主义相近的意识和自觉,追随西方专业主义的典范,一个类似于西方专业主义的新闻范式(media exampler)开始浮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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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样力图对当今中国变迁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提供观察,不过,区别于上述的观察视角,本文将尝试引入一个概念——“反思性实践(reflexive practice)”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生成。“反思”的概念缘起于哲学,在心理学中也有应用,近年广泛用于关于学习过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专业学习(professional learning)过程的研究。按照这一概念,反思内在于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过程的核心。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新闻人的职业观念、伦理规范等的形成,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接受和实践,视为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反思”就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中国新闻人在他们的职业实践之中究竟如何展开有关自身职业行为的反思,将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路径。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1978-2014)”(15YJA8800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为内在的反思过程,研究者并不容易观察到。因此,对研究者而言,往往只能通过收集一些“反思性”的本文和言说来探究这一过程。本文将选择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互联网社会的活跃和发达,互联网意见逐渐对新闻报道发生介入性影响和压力之时,部分新闻记者对一个热点事件——“邓玉娇事件”报道之后发表的反思性言论和文章作为考察对象,来对上述反思性实践的理论概念作出经验注脚。本文的目的因而有二:一方面,为变迁中的中国新闻职业群体如何形成其职业观念提供观察:即在此次反思性实践中,中国新闻记者是否以及如何阐述了专业主义的工作原则、角色和公共性?生成了什么样的关于“客观性”和“公共性“等专业主义核心原则的认识?与过去相比,增加了哪些新维度?其次,通过探究为什么在本案例中新闻人能够具有反思性实践,希望为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生成的条件做出初步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02-0110-07

一、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指教师通过对自己教育教学经验的反思和提炼所形成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教师对其教育教学经历进行自我解释而形成经验,上升到反思层次,形成具有一般性指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并实际指导自己的惯例性教育教学行为[1]。它是凝聚教师智慧、彰显教育专业性的关键所在。明晰和把握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对于教师教育尤为必要。本文从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的视角,探究当前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策略。

所谓“反思”(reflection),作为一个笛卡儿式的哲学术语,表征的是人类拥有的一种克服各种非理性因素,追求自知和确定性的理性力量。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心理学,在心理学中,“自我反思”则被认为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过程,是人类的一种元认知能力。这一过程是个体从自己的经验中抽取知识的理性分析过程,⑦“人们重新抓取他们的经验,思考它,仔细考量它,并评价它”的过程,⑧是个体将注意力和对于自身之思想、情感和行为等的评价性的考虑有目的的投向⑨的过程。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

以上述心理学的反思概念为基础,自1960年代以来,“反思性实践”也被引入教育学当中,成为理解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学习理论看来,所谓反思,即是调整自己的认识立场,批判性地看待过去的认识,是“对行动予以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由此,才可以投入持续的学习过程”,反思因而被认为是学习的本质过程。这一概念尤其被应用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性的学习(professional learning)场景中。在专业性的学习过程中,反思更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它指的是个体从其自身的专业经验中获得学习,而不是从正规的教育或知识的传达中获得。⑩由于在反思性实践中,个体不仅有意识地回望自己过去的情感、经验、行动和事件,而且将这些添加到既有的知识基础之上,来获得新的知识、意义以及更高水准的理解,[11]反思性实践也被视为个人的专业发展和提升的最重要来源。

生成机制是指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构成事物的各要素联系起来,使其由非存在到存在,或由某种质到另一种质的过程。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成要素包括专业信念、个体经验和行动策略,三者在反思和行动中反思中生成、扩充和完善。

本文即希望从这一理论脉络出发,将反思这一概念引入,借以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记者群体中的生成。在本文看来,所谓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套论述新闻的社会功能、自治逻辑、专业角色和守则等的观念体系,它不应被理解为一套固定的既成的抽象原则和方法,或是一个成熟的话语系统,也并非一个可以得到量化测量的认知系统,而是应该将其还原到新闻记者工作和思考的场景当中,从中观察新闻记者如何认识和理解上述原则,并将其贯彻于职业实践当中。对中国的新闻记者而言,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具有自由取向的新闻记者倾注热情向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进行学习,并将其本土情境化的过程。[12]但这个学习的过程并非一次性地对某种抽象理论的“挪移”,而是一个将这些抽象原则不断置于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如自己和同行的职业实践)进行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因此,“反思”就内在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成,它将贯穿于作为职业行动者的中国记者们的职业实践,个体的记者或集体层面的记者群体将不断在其职业过程中有意识地回望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行动等,进而对于新闻的职业角色为何、如何实现其角色,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方法,以及职业伦理等系列相关问题展开批判性思考,进而获得对“新闻专业主义”更新和更深入的理解。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构成要素

二、个案和方法说明

首先,专业信念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理性内核,是经教师认可或相信的专业理念,具有抽象性和普适性。它“以特定的实践环境和社会环境为特性,是高度经验化和个人化的:是关于学生、课堂、学校、社会环境、所教学科、儿童成长理论、学习和社会理论所有这些类型的知识,被每位教师整合成为个人价值观和信念,并以他的实际情境为取向”[2]。教师专业信念在教师实践性知识价值实现中的作用,是帮助教师在选择问题解决的行动策略或在已有策略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时,指引正确方向,从而减少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试误的次数,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本文选择以邓玉娇事件作为分析对象,该事件典型地体现了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达,中国民众以互联网作为意见交流平台而形成活跃“舆论”的“新媒体事件”的特征。[13]

其次,个体经验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感性材料,具有形象性、直觉性和个体性。它来源于教师个人全部的生活史,参与、浸染了所有“形成于一个人”所经历的事[3]13。具体而言,个体经验包括形象性的情境信息和直觉性的情感体验。个体经验在教师实践性知识中的作用:一是促成专业理论知识向教师个体专业信念的转化;二是通过意义建构巩固专业信念在教师头脑中的存储;三是因其作为映像系统相较于言语系统易于被激活,可以作为教师实践性知识在实践场域中的启动器。

2009年5月10日,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个名为邓玉娇的娱乐城女服务员意外刺死该镇一位招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于包含众多吸引眼球的要素,如“情色”、“官员”、“民女”等,该事件经最初的一家地方媒体的简要报道之后,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并激发了网络舆论的热烈反应。例如,在“猫眼看人-凯迪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论坛”等几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论坛以及博客中,均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构成了一则“新媒体事件”。

最后,行动策略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实用手段,其具有工具性和有效性。它来源于教师在学习场域中的观察学习,或是亲身参与的问题解决的实践。杜威将知识界定为“通过操作把一个有问题的情境改变成为一个解决了问题的情境的结果”[4]188。教师实践性知识中行动策略的作用体现在,当教师面临教育教学问题情境时,被激活的教师实践性知识中的行动策略,或是可以直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或是可以作为加工处理的原型,经改造而创生出新的行为策略,用以解决当前问题。

由于该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巨大“风浪”,全国多家媒体都关注和介入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之中。其中报道最为活跃、在媒介圈内受到较高关注的主要是几家市场化媒体,如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等。围绕此事件的互联网舆论非常热烈和强大,且具有“偏执”的特征。例如,该事件发生之后在互联网论坛上广泛传播的短短时间内,就已经建构起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烈女反抗恶官”的二元基本叙事,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一直成为绝对主流并充满强烈情绪化的叙事方式。这使得介入该事件报道的记者大多进入了一种舆论与记者职业行为之间角力的场景,经历和体验到了舆论对报道可能产生影响,并产生了有关何为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的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在互联网语境下得到实践等的反思。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方式

新闻记者作为个体的“反思实践”原本难以研究,因为反思往往是一个个体的心理认知过程,无从进行外在观察。但此次事件之后,《南方传媒研究》组织了一个专题,分别邀请了在此次事件中发表了较有影响力的报道的4名记者和对此次事件有密切关注的2名编辑撰写对此次事件报道的经验总结和“反思性”文章,这为我们研究和观察这一围绕新闻专业主义展开的反思性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观察平台。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该杂志相关文章为主要资料来源。作为补充,笔者也对在该刊物上发表反思文章的作者当中的5名进行了访谈。除此之外,笔者也收集了这些记者或编辑以及参与了该事件报道的其他几位记者在各自博客或相关论坛上围绕该主题发表的相关文章或帖子。另外,对其他一些相关记者、编辑进行的外围采访也为本文提供一定的资料补充。

反思和行动中反思是专业信念、个体经验和行动策略合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主要运作方式。

本文的目的即希望以这些讨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中国新闻人在关键性的公共事件之后究竟是如何讨论自己的工作、评价工作的功过等,检视新闻记者在此次事件中形成的反思的具体内容,来理解当前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释。

反思一词是指“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深思”[5]1,是“现有的事物暗示了别的事物,从而引导出信念,此信念以事物本身之间的实在关系为依据,即以暗示的事物和被暗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为依据”[5]8-9。杜威在反思概念中所指的“现有的事物”,可以解读为教师正在接触的新信息,如教师所正处于的问题情境信息,教师正在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等;“别的事物”则是存储在教师头脑中的旧信息,如教师以往经历过的,其时已转化为教师个体经验的问题情境信息、情感体验,教师学习过的专业理论知识等。

可见,反思的过程就是教师正在接触的新信息与教师头脑中个体化的旧信息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依据这一互动过程是否在专业信念的参与并指导下进行,反思可以分为高水平反思和低水平反思。只有高水平反思才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主要生成方式。在反思过程中,或是通过新旧直观信息的碰撞,偶然擦出星星点点理论性的火花;或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在专业理论指导下新旧信息的互动,最终使得专业理念与直觉经验联结,从而构成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雏形。雏形的进一步发育、生长直至成熟则是在行动中反思的过程中实现的。

阿吉里斯和舍恩在其《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一书中,强调行动中反思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的重要作用[6]6。在阿吉里斯和舍恩的基础上,我国学者陈向明对行动中反思作了进一步解释:“教师将陌生的问题‘看成’或‘做成’熟悉的问题,与情境对话,将学生和研究者的反应作为回话,对问题进行重构,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意识对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1]这里的“对话”“回话”“重构”,突出了行动中反思与反思的差异所在。反思与行动中反思显然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行动中反思的内涵不仅应包含反思的本质属性,还必须具有自身独特的本质属性。其独特之处则集中体现在“行动中”。

解读行动中反思,首先必须辨明的是,“行动中”虽有正在进行的含义,但该“行动中”不应仅限于实在的“行动中”(客观存在的实践过程),也应该包含认知的“行动中”(头脑中以表象为材料建构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个体调动头脑中的旧信息与新信息进行对话,以一定依据(或是理论,或是经验)假想回话,对知识进行重构的实践性认知过程也应属于“行动中反思”的范畴。其次,行动中反思中的“行动中”强调的是,这种新旧信息的互动不是“一来一回”的一次性互动,而是“来来回回”的反复互动。为了方便理解和说明这一反复互动的动态过程,试以某一教师实践性知识雏形(一定专业信念、少量个体经验和十分有限甚至没有行动策略联结而成的信息模块)与外部教育教学问题情境互动的过程来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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